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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蘇軾之笑

            原創
            2018-05-29  雨山大叔



           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蘇軾之笑
           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薛國慶
                    近幾天教學生《石鐘山記》一文,講到文中出現了蘇軾三次笑,和學生一起討論了一下這些笑的區別,算是模擬了一番蘇軾當時的神態心理,結合蘇軾的生活經歷和品性人格,感覺其中有很多言外之意。既有蘇軾本人的欲言又止,也有后人關于文中內容的進一步探究,這些言外之意如果細細推測,很能玩味出一些價值來,學生對這些也很有興趣,我就更有一探究竟的興致了。
                   這三次笑分別是:第一次是帶著疑問探訪石鐘山的蘇軾父子來到了一個寺廟,和老和尚說起石鐘山的命名由來,老和尚自以為是地令小童持斧,于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,硿硿焉。蘇軾固笑而不信也。這里的笑應該是否定的笑,“固”一般解釋為當然、本來,也有認為是姑且之意。看到老和尚的淺見拙行,雖然未置一辭,但一笑置之,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否定態度。第二次笑是他自覺弄清楚了石鐘山的命名原因,得意地笑謂邁曰,汝識之乎?這個笑是很傲然驕人的,好在是面對自己的兒子,而且是已經長大成才已經做官的孩子,顯然有針對前人、世人、蕓蕓懵懂之人的意思。第三次則是在總結全文的時候,直接不留余地地表達:蓋嘆酈元之簡,而笑李渤之陋也。這個笑則是決絕的譏笑,文字之中隱含的火藥味和鋒芒氣自是顯而易見的。
                   當然,結論部分的那句“事不目見耳聞,而臆斷其有無,可乎?”,更加讓人驚疑,讓人浮想聯翩。這句具有理性尊嚴不容置辯的申斥似乎在此有些借題發揮的意味,表面上好像是說酈道元表述不明、李渤異想天開,隨意解說石鐘山的命名原因,不明白古人用意,實際上應該說是對一些不正常、不合理的社會現象廣泛的斥責,尤其是自己曾經不明不白被人惡意臆斷的那樁烏臺詩案,真是惡氣在心,一直隱忍難發,在此一吐為快,自己了然,對手了然,也許善于琢磨的后學也會了然的。
                    烏臺詩案是發生在元豐二年的大事變,是蘇軾人生中的重要關節,之前的蘇軾一直優哉游哉,雖然經歷了服喪、再婚、外放等許多變故,但文名漸盛,官運也亨通了,已經做了幾任從五品的地方行政長官,在密州,老夫聊發少年狂;在徐州,拍手大笑使君狂;現又調任湖州知州。文壇、政壇都是一個響當當的人物了。當然少年得志的志士情懷也使得蘇軾有些張揚放縱,詩詞唱和、文書往來和友朋迎送中往往表現出不拘小節或故作姿態,所以早已積累下了從上到下的猜忌之心和不滿之氣,而蘇軾還自作聰明,不以為然著。烏臺詩案算是給了他摟頭一棒子,把他打得方寸大亂,心有余悸,以致于思想情緒都從儒而轉向道、佛,為人處世和詩詞文章都沉淀了,不是那么張揚了,雖然隱含的鋒芒還在。烏臺詩案的發生不是偶然的,當時恰逢王安石變法失利,朝野上下互相埋怨,當然需要找出一個替罪羊來推卸責任,為變法立威,所以王安石的學生御史中丞李定,還有何正臣、舒亶等一幫小人,便羅織了蘇軾一些所謂“謗詩”,臆斷出有“不臣之心”和“妄議中央”的政治問題,皇帝震怒,派欽差把蘇軾從湖州知州任上押赴御史臺(即所謂烏臺)審問,即刻上路,刻不容緩,上下人等頓時慌作一團。蘇軾也應該是笑不出來了的,但他強顏鎮定,故作輕松,說了楊樸被征召為官妻子送行贈詩“今日捉將官里去,這回斷送老頭皮”的典故,問妻子討詩,逗得妻子王氏破涕為笑。其實蘇軾的笑是裝出來的,他當時方寸大亂,吉兇難卜,生怕受辱和連累他人,押解途中曾兩度意欲自殺,在獄中也寫過絕命詩。李定等一干小人確是想要把蘇軾置于死地的,好在太后等一些貴人相救,加上有太祖遺訓護佑,坐了四個月牢的蘇軾還是被赦,貶官為黃州團練副使,不得擅離,不得簽署公文,逃出生天的蘇軾從人生巔峰跌落谷底,情性和見地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。
                   應該說烏臺詩案是個文字獄,對蘇軾的打擊是致命的,不僅蘇軾,還牽連了幾十個官員,一時蘇軾成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異類,很多朋友連書信都不回了。在黃州的幾年蘇軾是痛苦無助的,連傾訴和安慰的對象都少。但蘇軾是偉大的,他學會了和自己對話,和天地對話,和古今對話,境界反而開闊了,他經營東坡,筑雪堂,參佛道,詩詞文章中多了許多洞穿人生的真知灼見和破解古今的機鋒警語,再也沒有了之前的輕狂和放縱。其實烏臺詩案應該是對蘇軾的砥礪提升,砥礪掉蘇軾性情中的弱點。在這之前,才名和官運已經使得他不能自控了,不能說屁話連篇也可以說是口無遮攔了。除了對尊長者有很多微詞和游戲文字,還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自我膨脹,他的眼下已經看不慣太多的人,太多的事,太多的是是非非。所以,他從徐州調任知湖州之時,就不合時宜地對皇帝發了一通牢騷,其實職級不變,都是從五品的知州,而且是來到富庶的湖州,應該知足和慶幸,真個是應該誠心誠意地謝恩。但他的《湖州謝上表》卻有什么“知其生不逢時,難以追陪新進;查其老不生事,或可牧養小民”的屁話,結果被小人們羅織罪名,臆斷居心,差點斷送了自己,當然,烏臺詩案客觀上成就了蘇軾,催生了黃州三絕的問世,對文學史也是有價值的。
                   寫《石鐘山記》的時間是元豐七年,五年過去,蘇軾已經逐漸走出了低谷,移任汝州團練副使,長子邁也長大成人入仕,加上文名大盛,友朋聚集,人氣漸熾。而蘇軾隱忍已久,心中的惡氣始終難以吐露,這時漸漸有些按捺不住起來,所以才在《石鐘山記》中又不覺露了些鋒芒,這也為文章增添了許多神采。首先是這三笑,然后是這句申斥,都可以看出蘇軾的用意,至于幾次歸于陋者、簡者的刻薄之語,還是有些過的。因為作為蘇軾,即使是探幽訪異的考察文字,也應該留有余地,對前人的見解給予必要的尊重,沒有絕對真理,人類探尋真理的道路是艱難的,曲折的,可以分析是非曲直,不要顯露輕慢鄙夷,這才是科學的態度,才是長厚的做派,否則,否定了再去譏嘲,嬉笑怒罵,萬一自己探索的也并不正確,豈不后人復笑后人也,反而貽笑于人,反為不美。倒是確乎經俞樾和曾國藩記述,我們現在都清楚了,石鐘山外圓中空,如鐘覆地,以形為名才是正確答案。因為蘇軾是夏季來訪,看不到水下的洞門,所以無法識破廬山面目,這本怪不得蘇軾,但他太過自以為是,目空一切,甚至輕薄為文,就有些不好了。
                    所以,蘇軾的笑還是早了,笑到最后才最好。當然,蘇軾的笑也不應該只理解為關于石鐘山,還可能是笑給世人看,笑給對手看,笑給皇帝和太后看,這是姿態,也是風度和氣度,蘇軾的這三笑使得這篇文章有了更大的魅力。這還是那個恣肆輕狂的才子嗎?還是那個口無遮攔的名士嗎?不是了,他沉穩了,沉淀了,也更加地氣定神閑、笑意盈盈了,更加有了無法抵御的魅力,有了笑聲才有了精氣神,才更加顯山露水。也許從這篇文章出發,蘇軾才迎來了仕途的真正巔峰,原來的從五品貶為從八品,現在是連升六級,成為從二品的兵部、禮部尚書兼侍讀學士,蘇軾終于一度可以揚眉吐氣地俯視那些曾經臆斷歪曲的小人們了。
                   蘇軾是有資格笑的,雖然讓我們感覺有些啞然失笑,因為他經歷了脫胎換骨的磨礪,才情得到了蒸餾和升華,心性也真正曠達和成熟了,這時口無遮攔的鋒芒具有了無法抵御的殺傷力,已經無所謂對錯。
                   我還是欣賞余秋雨對蘇軾的品評: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,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,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顏觀色的從容,一種終于停止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,一種不理會哄鬧的微笑,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,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,一種并不陡峭的高度。勃郁的豪情發過了酵,尖利的山風收住了勁,湍急的細流匯成了湖。是的,這才是對蘇軾之笑的最好詮釋。
            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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